“你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但这并没有让你们想到要及时终止错误，反而让你们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办法。”
“你们通过有意制造并利用王元鹅在身体上、脑力上的压力，再结合他在心理上的压力，放大他的负面情绪，再一步一步教唆他自杀，为了减轻他在自杀过程中的痛苦，还主动为他非法购买大量三唑仑。”
三唑仑是安眠药的一种。大量吞食安眠药就能自杀的桥段，纯属各类影视小说杜撰。
最初的安眠药，过量服用的确会致人死亡。
20世纪初，第一代镇静催眠药物诞生，主要为巴比妥类药物，是巴比妥酸的衍生物。但安全性较低，过量服用副作用很多，包括抑制呼吸、肌肉无力，甚至引发呼吸衰竭、休克导致死亡。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即因服用大量此类安眠药导致死亡。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第二代镇静催眠药物诞生，主要为苯二氮卓类药物(bz)，按药物半衰期可分为短效，中效和长效。同时，具有选择性高，安全范围大，大剂量不引起麻醉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
短效笨二氮卓类药物代表是三唑仑，成人一次少量服用，即可达到效果，过量服用可以使人在10分钟左右昏迷晕倒达4—6小时。
但要依靠服用笨二氮卓类药物进行自杀，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简单说，以三唑仑为例，就算吃到打嗝也很难达到自杀的目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产生毒品的效用，让服食者飘飘欲仙，然后昏睡过去，或者被拉去医院洗胃。
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镇静催眠药物诞生，主要为非苯二氮卓类药物。相对于笨二氮卓类药物，不良反应更少。这也意味着更加安全。
因此，王元鹅，个人很难获取。你有正经工作和体面生活，为什么会认识卖迷药的‘教授’？”
在就三唑仑的来源进行调查时，在王元鹅的手机和电脑上并未发现有浏览非法网站，或非法网购三唑仑的记录。
马弘文随即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本市的药贩子身上。一夜之间，堰城的药品黑市被翻了个底朝天，多名药贩子被抓，其中就包括具有堰城“药王”之称的“教授”。
谁都想不到，堰城当年的医药市场，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得到净化。
“教授”是一名女性，小学文凭，和其他出入各家医院和药店推销药物的“医药代表”不同，她只在城市的各个隐蔽角落粘贴、书写小广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经常会在车站、网吧等场所的卫生间内看到的，上面写着“迷药”两个字，下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的那种。
但“教授”穿着时髦，形象气质佳，谈吐得体，看起来就是一枚知性女性，和想象中偷偷摸摸贩卖迷药的猥琐形象大相庭径。这应当也是她被冠以“教授”这一“荣誉称号”的另一由来。
“教授”被捕后，倒也并非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问话，而是找她购买迷药的买家，都是陌生人，甚至通过不见面的方式完成交易。因此，她也“讲不清”有哪些人于近期找她购买过三唑仑。
但是，马弘文的人很快在她特意为“窝点”装置的监控设备里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就是张培。
张培的出现让警方颇为意外，但仔细一琢磨，他是离王元鹅最近的人，王元鹅并非自己出面，而是通过张培非法购买三唑仑，这一可能性也完全成立。
因此，在马弘文的审讯中，“教授”交代，张培在其“窝点”出现，确实找她购买过三唑仑。在上一次的问话核实中，张培也对此供认不韪。
同时，警方也发现张培在监控视频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远远不只一次，并且在王元鹅服用三唑仑之前就已经频繁出现。
据此，警方进一步断定，张培与“教授”之间应当是熟人关系。但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同王元鹅的死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关联。
但生性多疑的马弘文很快就从这看似简单的线索中琢磨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王元鹅在上吊过程中过量服用三唑仑，张培帮助王元鹅非法购买三唑仑，贩卖三唑仑的“教授”同张培之间是熟人关系，这些支离破碎的线索难道仅仅只是巧合？
如果王元鹅的“上吊”是出于某些人的蓄意安排，那么对三唑仑药量药效把握相当娴熟的“教授”在此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张培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但“教授”当天夜里并无不在场证据。
张培在王元鹅和“教授”之间看起来只是扮演着三唑仑搬运工的角色，但王元鹅和“教授”之间是不是熟人关系？虽然“教授”对此极力否认，但马弘文对此压根儿就不相信。
“教授”一旦承认自己同王元鹅认识，在王元鹅死的当晚又拿不出不在场证明，那她的嫌疑只会坐实并加大。
故此，马弘文又问了那么一个看似和案件毫无瓜葛的问题。
从马弘文问出这一问题来看，他对张培此前的口供并非完全信任。他依旧认为，王元鹅如果是他杀，张培肯定扮演了重要角色。
于马弘文而言，在没有找到充足的“自杀动机”的情况下，王元鹅的死，与之相关的一切人物皆有“作案”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