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洪武年间,西南地区就已经有了社学。
只不过设立之后,也并没有太过重视,只是一些迁徙于此的汉民子女入学读书,大部分人为的也就是脱离边陲之地。
而今,朱由校亲征大捷,不仅在处置尾大不掉的众土司,也要鼓励当地土民与汉人一起读书。
这第一条谕令,就是针对其它地区等待补缺的进士、监生等有功名的士子。
很多人拿到功名以后,都要等待很多年才能补缺,甚至有青年进士及第,暮年才得以补缺,为一任县令的例子。
这道谕令一出,直接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很多士子心目中,西南、辽东,是两个尽可能敬而远之的地方,一个就是这两处的不确定性。
各种矛盾与文武争斗,导致西南局势愈发危、乱,绝不是一次大胜,就能彻底宣定的。
这些谕令短期可能看不出太大效果,但朱由校深信,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
天下间永远也不缺当官的人,为了能谋个一官半职,他们能做出很多常人难以想象之事。
朱由校鼓励在西南讲学,教化土著,头几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契机。
身有功名,于西南各省讲学二载以后出来的,朝廷必定补缺。这种明文规定一出,很多自诩满腹经纶,却无处报国的士子们,都是激动。
西南贫穷、落后,土著又与汉人有着深深的矛盾,很多人就陷入关乎人生道路的抉择。
是继续等待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补缺,还是一咬牙、一跺脚,去西南讲学两年,出来在为官一方?
谁知道两年之后,这种政策还会不会继续,过了这村,可就不一定还有这店了…
朱由校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天下间的士子,对朝廷来说,这道政策是一举多得。
既能让很多没有治理经验的士子,到西南历练一番,选出贤能之士,报效朝廷。
也可以弱化地方上士子的力量,把一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读书人,弄到西南边陲之地,去干些实事。
奢安之乱在天启元年被平定,针对四川、贵州各省,朱由校将三十余家大土司尽数革除,并在他们的土司上,设立州府,委派流官治理。
永宁宣抚司并入叙州府后,四川境内再无比较大的土司,在朱燮元、候良柱的推动下,改土归流大抵会在今年完成。
对于形势比较复杂的贵州,朱由校几经斟酌,终于班师途中再下谕令。
其一,贵州宣慰司改为水西宣慰司,革去宣慰使一职,名义上保留宣慰司建制,却已彻底改为流官治理。
其二,夺取素与安氏互通有无的几家大土司大半土地,设县十二处,各隶州、府。
尽量让贵州境内的大土司,也一个个的消失。
其三,此次叛乱,东川土司禄千钟等十余家并没有帮助叛军,却也对朝廷征召推三阻四,阳奉阴违。
针对于此,朝廷将剥夺东川、宽甸等土司十二马头土地,设开州,隶贵州府。
并且对这十余家土司,进一步严格限制营寨数量与土兵人数。
其四,征召大批当地民勇,沿河筑城三十六所,置三新卫,招募新军,委派此回平叛有功将领镇守。
若有心之人从地图上看去,这三十六卫、所,围成了一张大网,几乎将整个贵州包围在内。
一旦再有战事,朝夕便可平定。
至于临时设置的四省总督鲁钦,朱由校这次也没放他回去,却是让他继续总督川、贵军务,驻于贵阳。
这个总督,他至少还要再做几年,直到西南地区差不多稳定了再说。
没有一个能力出众的人留守,走了也不放心。
骑在战马上,朱由校凝眸望着京师方向,旋即回首望了望身后的夕阳,将头一甩,道:
“回京!”
相较出京前,不少人稚嫩的面孔上,都有些许的坚韧。现在的朱由校,亦不再是当初那个自己。
伴着礼乐、鼓声,还有漫天的旌旗,数月前出京的那支兵马,带着大捷之威,凯旋回京了。
在京师,有更多的困难等着这位皇帝。
......
这次大胜,实际就是惨胜。
此回动乱,牵制了四川、贵州几乎全部的兵力,还有云南、广西诸省大部分的兵马,亦来往调动。
幸运的是,朱由校只用一年就平定了这场历史上足足打了十几年的战争。
不幸的是,几个月下来,单单战争损耗,就让日暮西山的大明朝政,几近崩溃。
听王朝辅汇报战争损耗,朱由校的心在滴血。
只有身处战争之中的人,才能知道一场如此规模的大战,对国家会起到如何的撼动。
众土司蓄谋已久的叛乱,不仅给川、黔的百姓带去灾难,无数人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其余几省的暗中影响,也颇为深刻。
以云南为例,朱由校曾诏黔国公沐启元率兵助战,他却多方推诿,视若无睹。
其父沐昌祚也是一样,贪生怕死,紧闭府门,两人真真的父子。
云南都司许成名等先后大败,导致当地官军不得不继续派出兵力援川,力量锐减。
云南本地也有不少土司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叛乱。
小打小闹的,就是趁云南大军援川时,出兵劫掠地方,攻城略地,动静大一点的,还攻陷过卫城。
种种大事、小情,不可详述。云南虽不是战中地区,损失却也不小。
云南是如此,其余各省亦是如此。
部分云南、广西土司奉诏援川,路上发生哗变,或与明军起了冲突,大打出手,然后双方各自为战,被叛军所破。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
平叛后,众参战土司即开始向朝廷索要平叛之功,土地、人丁,牛马,各都是狮子大开口,极难处理。
土司闹起来,无论参与叛乱还是参与平叛,他们之间,都有共同的利益。
正是这些利益,让土司之间互通声息,奢崇明这边一乱,川、黔、贵几省一时间,几乎全遇战事。
只不过,这次平叛的主要战场,是在四川、贵州。
是时,贵州、四川方面数次传书其余各省,请求派兵增援,也有如前任四川巡抚李枟那样,贷款置办军械守城的。
然而其余各省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土司叛乱,自顾不暇,哪有空余兵力援救?
云南巡抚闵洪学就曾给李枟回信。
信中都是挖苦之言,说你李枟也为我考虑下,云南也乱了,还要派兵去四川,你是想要了我老命不成。
简言之,这场大胜的背后,是西南各省朝廷军事力量的锐减,还有土司之间的混乱、无序。
自万历以来,西南各省官兵纪律松懈,几乎不堪一战。
土兵相对来说,虽然装备不足,却较为骁勇,万历三大征时,开了大规模征召土兵参战的先河。
每逢战后,又要大规模对土司进行封赏,参战土司进一步扩充了军备,吸收了不少降俘。
因此势力大涨,埋下了土司乱西南的隐患。
奢崇明、安邦彦,就是参与播州之役后得到万历皇帝封赏,逐步形成在四川、贵州的割据之势。
这次战后,朱由校在贵阳待了一阵子,以武力刻意打压土司,没有例行封赏。
这让一众参战土司不满,却也抑制了他们的势力增长。
可好景不长,很快就有官员报告,称此次平叛,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安南长官司沙源等效力颇多,积极平叛,击败了许多反叛土司。
两人收编了众多反叛土司的溃兵,加之平叛履立功勋,威望和军力都开始不可避免地增长。
当然,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造反的想法,毕竟奢崇明、安邦彦就死在眼前。
朝廷大军迅速解决波及数省的战事,甚至引得皇帝亲征,足以说明对黔事的重视,不亚于辽事。
勇卫营新军的战斗力,亦让他们心惊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