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得水也知道，阮元对这罗教颇为不喜，他此番之言，不言邪教，亦不言荒诞，就已是相当客气，也只得陪笑道：“阮学使其实不知，这罗教所言，原本也没几个人真心相信的。不过咱这些水手帮众，平日与那佣耕之人，又有所不同，我等既无田产，又大半都无房宅，只得在船上庵堂聊以生存，贫苦无依之际，也需要些寄托才是啊？是以在下用这罗教之言，只是为了让帮中兄弟能安稳一些，却别无他图。漕帮有朝廷这口饭吃，也总不能和朝廷过不去啊？”
阮元也渐渐清楚，罗教之事，并非自己，或是余得水一句话，就可以让人不去相信的，否则乾隆三十年前厉行禁教，又怎能屡次强禁而不止？看余得水神色，知他这番话也是真心，并无作伪，也就不再深究。余得水忙吩咐了身边两个帮众，陪阮元夫妇回去乘船。
一路之上，看着嘉白帮帮众对自己颇有崇拜之感，孔璐华也觉得有些滑稽，不免遮住了双唇，以免他人看到自己轻笑之状。只是想起这些帮众对余得水的神色，也是自发的毕恭毕敬，不觉有些好奇，便向身边一个帮众问道：“这位大哥，你们这位余老师，究竟做了什么事，你等竟对他如此恭敬啊？”
帮众倒是非常热情，听了孔璐华之言，也笑道：“夫人或许不知，咱们余老师啊，平日对咱下人，最是仗义，尤其是去寻官府索要工钱之时，那寻常官府中人，总是百般推诿，不愿给我们工钱，每次都是余老师带着咱们，去找他们要说法，他们看咱们人多，又是理亏，才愿意把克扣的工钱补上。咱以前也是不知，后来和江西、安徽的漕帮打过照面，才知道咱这些工钱，能足数发下来，有多不容易呢。”
孔璐华问道：“那你等平日工钱，究竟有多少，为何官府却要克扣呢？”
那帮众道：“其实说来，工钱从来也不算多的，江浙漕帮，据说朝廷定了二两，可我听别人说，余老师来之前，实际发下来的，最多也只一两五钱。而且这些年啊，银子越来越贵了，记得老人们都说，以前一两银子只得一千文，现下得有一千七八百文了，所以当官的为了少发些工钱，往往不发银子，只折了铜钱发给咱们，用的还是以前的折价。也只有余老师出面，才能帮咱们拿回整整的二两现银子来。我先前跑漕运，也听安徽的兄弟们说起过，他们那边，头舵的舵工，一次也只一千五百文，寻常帮工人手，只六七百文罢了。夫人您说，要不是余老师为人仗义，带着咱们去要钱，咱这日子，能过得舒服吗？唉，可惜自从这漕河上多了两条豺狼，便是余老师去官府讨要，官府也无能为力了。对了，阮学使，老师说您是个有大学问的人，您见多识广，可知道这银子近些年来，怎得便如此昂贵了呢？”
阮元想想，道：“或是因富家贮存之故吧？现下有些富商，家中得了银子，便只当宝贝一般，贮藏在自己家中，留作馈遗子孙之用。这样长此以往，民间流通的银子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就变得更贵了。也或许有其他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那帮众道：“唉，不想他们把银子当宝贝，反倒是苦了咱们了。阮学使，你或许也不知，咱行漕之人，这些年虽说苦了些，总也不是最苦的。那民间交粮之人，我就亲眼见过，有多少人加了这许多折耗，一年收的粮连租子都交不全了，日子也是一般的苦。可听湖北的兄弟们说，那边还在打仗，那里百姓不知何时，命就没了，过得还不如这里的人呢。阮学使，你说这太平盛世，难道就只是百姓能活下来，不至于动不动的，就丢了性命，如此简单的吗？”
阮元听着，也不禁摇了摇头，看妻子时，只觉她眼中也有不忍之色，想来妻子平日在孔府大族之中长大，或许这还是第一次接触这许多底层民众，只怕心中更加难以承受。
几个帮众一路送着阮元夫妇上了船，仍是原本带路的两人将阮元一行送了回去。这次意外之旅，最后并无任何损失，阮元身边的几个仆从也都各自庆幸。
只是阮元心中，却渐渐多了一重负担。回到杭州之后，他也前后三次找过玉德，希望与他商议减免折耗之事，可玉德的回答，却每一次都振振有词：
“伯元，你所言之事，我又怎能不清楚？只是你看看这浙江之前的亏空，有四百万两啊，我上任这两年了，也才补了一百万回来，这样下来，要什么时候，我才能补齐啊？这天下财富，本就只有定数，不在官就在民，我不临时加这些加耗，我上哪里筹着许多钱粮，来补得这亏空？你看看，若是这般赔补，再过得六年，以前的亏空也就补齐了。再苦一苦百姓，让他们再忍六年，日后他们说我是个贪官污吏，我也认了，这样行不行啊？”
“伯元，你看看这温州的上报，两广那些个海寇，这都闹到咱浙江海面了。今年还要再拿出些银子，去补海防之事。咱这浙江多少年也没一个海警，海防之事，以前早就耽搁了，这也要出钱，外面的海塘，来年也要再修，我若是六年就能把亏空补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口口声声百姓困顿，可我若是补不齐这亏空，我这珊瑚着缓缓放下了妻子双臂，与门外的学生一道前往府学了。
府学正厅之内，这日也聚集了数十学生，其中大多数仍是以八股文得以取录的生员，但也有近三成生员，原本八股做得平平，却因为诗赋、算学、史论有一技之长，而被阮元破格取录，是以这些学生对阮元格外敬重。见了阮元入内，学生们也纷纷向阮元作揖拜过，阮元还礼过了，便坐在了正中之位，道：“今日为大家分发《曾子十篇》的文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十篇先贤遗作，我近日多有注释，但我今日也不敢夺先人之功。故而各位所见注本，上有实斋先生解诂，也有仪郑先生的补注，最后附上了我的注文。各位只管择善而从便是，切不可因我与各位有师生之谊，便将其他大家之作，弃而不读了。总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各位可清楚了？”按清代《大戴礼记》经解最精者多推崇两家，一是王聘珍解诂，一是孔广森补注，阮元便将二人注文一并分发诸生。王聘珍号实斋，孔广森号仪郑，是以阮元以号称之。
“老师。”阮元右手边一位学生问道：“老师选取名家注释，兼取所长，学生们自然佩服。可学生却有一事不明，这《曾子十篇》本无单行之本，仅见于《大戴礼记》之中，而大戴氏之作，散佚犹多，现下已几为绝学了。老师却对这《曾子》十篇多耗心血，其中缘由，却是为何，想来各位同门，也都希望老师指点一二吧？”这位学生名叫陈文述，倒是阮元全依八股文、试贴诗之优长选取的生员，因此在学生中最为服众。
他所言《大戴礼记》之事，乃是中国儒家学术史上一大要事，西汉之时，《礼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列于学官，但同时尚存孔门弟子讲论古礼之文百余篇，儒者戴德、戴圣对这些论礼之文详加取舍，各成一部《礼记》，戴德所成即为《大戴礼记》，戴圣成《小戴礼记》。然而在儒家发展过程中，《小戴礼记》因简约易懂，逐渐被更多习礼之人传承，最终取代了汉代的《礼经》，成为唐以后《五经》中的《礼经》部分，即今人所言《礼记》。而汉代《礼经》则成为今日之《仪礼》，宋明以来，研习《仪礼》者日稀，直到清代《仪礼》才重新受到更多学者重视，阮元早年即因为通晓《仪礼》，得以校勘《开成石经》中的《仪礼》部分。
而戴德的《大戴礼记》，同样因修习者少，渐渐失传，到了唐代，原本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只剩下三十九篇，北周之时，名臣学者卢辩曾为《大戴礼记》做注，也简约不敷学子之用。宋代初立《十三经》之名时，有人试图将《大戴礼记》加入作为第十四部经典，最终也不了了之。也是一直到了清代，《大戴礼记》才被部分学者重新重视，并加以注释，却仍与科举无关。是以陈文述所问，本也是一大半在座学生心中所想。